法國大革命是催化十九世紀對末世論研究的歷史事件，帝制被共和瓦解，但接著的混亂和戰爭，使人們對人類的進步和理性的信任幻滅。當時在英國不少人相信自己正活在末日之中。
在十九世紀初，蘇格蘭人愛德華•歐文（Edward Irving 1792–1834）曾任蘇格蘭長老會(Church of Scotland)牧師，在1826年被英國銀行家兼國會議員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邀請下在阿爾伯尼莊園擔任阿爾伯尼預言聚會(Albury Conferences)的講員，聚會的目的是探討聖經預言和當時代的關係，在1829年3月至1833年6月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以一份季刊《晨更》(Morning Watch )來發表他們對預言的看法，力主基督要在地上掌權一千年，並在這千禧年國度開始前便降臨。而由於愛德華•歐文相信主再來之前聖靈會大大降臨，並在當代的教會恢復早期教會的神蹟和恩賜，愛德華•歐文也成了十九世紀靈恩運動的先驅者。 “The Roots
of Fundament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Millenarianism, 1800-1930”的作者桑迪恩(Sandeen)說：「如果十九世紀的千禧年主義是產生了一個英雄，他無疑就是愛德華•歐文」，足見愛德華•歐文對十九世紀的千禧年主義的推廣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的思想基本上是受下列一些人影響，以下人物的觀點皆是阿爾伯尼預言聚會(Albury
Conferences)所採納的：
1) 約雅斤 (Joachim de Fiore c. 1135-1202)
約雅斤是十二世紀天主教義大利修道士，他是中世紀最重大的末日論者，他認為歷史可分為三個時代：律法時代，教會時代和黃金時代。律法時代在舊約記載，教會時代是恩典時代，至西元1260年結束，那時敵基督會來到。而黃金時代是人類歷史最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聖靈沛然而降，變節的教會經歷劇烈的過程而變成真的教會，神創造的最終目的亦在這個時代完成。約雅斤所提的黃金時代與阿爾伯尼預言聚會的觀點甚為吻合。
約瑟夫·普利斯特里是亞流主義和神體一位論者，他也是一名英國科學家，他在科學界首次詳細敘述了氧氣的各種性質。他認為神的啟示其中一部分就是預言猶太人要被領回到從前祖先的土地，他亦認為英國存在最高貴的目的是協助猶太人回歸舊土。約瑟夫·普利斯特里後者的信念被受劉易斯•威(Lewis Way)大力接受，至終在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以至於下一世紀，影響沙夫茨伯裏勳爵（Lord Shaftesbury）、貝爾福(Balfour)和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
3) 喬治·史丹利費伯(George Stanley Faber)
由1799年至1853年，費伯(Faber)一直對預言這個題目作出著述，並有五個重要的概念：
(i) 法國所發生的事件
(ii) 天主教教皇的歷史
(iii) 鄂圖曼帝國
(iv) 猶太人回歸舊土
(v) 英國在末日的角色
費伯強調預言期望的緊迫性和未來性，以猶太人的復興和敵基督的出現作為預言事件日曆中將要來臨的事件。
4) 劉易斯•威(Lewis Way)
劉易斯•威曾離奇地承繼一筆三十萬英鎊的遺產，並於1815年開始作為倫敦向猶太人宣教會(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負責人，並導致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Protestant Zionism)的產生，提倡猶太人完全的復興、法國大革命作為教皇掌權的結束事件，基督即將回來作為末日三大事件，而劉易斯•威特別關注猶太人的復興，而他甚為堅持基督於千禧年前回來，並認為猶太人的回轉必須在主回來之後。
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認為啟示錄的七印、七號和七碗是對應著一些平行發生的歷史事件。七印是指與教會相關的而又最早發生的世界歷史，七號是較遙遠的事件，而七碗所發生的事是與近期教會有關。例如，第五印就是教皇通過東羅馬帝國皇帝查斯丁尼獲取權力的時間，而第六印就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教皇權力被打破的時間。第一號是四世紀北方的野蠻人在羅馬帝國皇帝瓦倫斯(Valens)時的入侵時間，第二號是是阿拉裏克哥特(Alaric the Goth) 的入侵時間，第三號是五世紀涅斯多留(Nestorius)的時間等。而最後的七印、七號和七碗是描述三組同時發生的事件，將會在他們的時代發生，以懲治不忠的教會。
關於基督於千禧年前再來的思想，愛德華•歐文最初是在1825年從詹姆斯·哈利弗里爾(James Hatley Frere)那裏聽來的(註1)，而愛德華•歐文繼續嘗試在研經中加強這信念，他直至1834年離世時，仍沒有放棄這個信念。
於1826年，愛德華•歐文細閱天主教神父曼努埃爾·迪亞茲((Manuel
Lacunza)的書"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in Glory and Majesty"後，便著手把該書翻譯成為英文，該書的主旨是傳遞千禧年的信念。愛德華•歐文綜合詹姆斯·哈利弗里爾(James Hatley Frere)和曼努埃爾·迪亞茲(Manuel Lacunza)的觀點，並自己的研究得出下列三個論點：
(1) 基督教界和英國因著自身的罪惡都會經歷審判，
(2) 當外邦人的教會結束後，神會把祂的靈轉向祂遠古的百姓-猶太人，把聖先知所說那安舒的日子帶給他們。把猶太人和外邦人分開是神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向人類見證的基礎。
(3) 在審判完外邦列國和全地後，主會親自顯現。
然後基於這些論點，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繼續發展他們的末世論：
(1) 舊約預言的目的是給以色列人，不是給教會，教會只是在以色列人失敗後的插曲(parenthesis)，神的目的是以色列人在地上建立國度。
(2) 基督在毫無預警下向儆醒等候祂的人顯現，後者在災前秘密地被提到空中與主相會。
(3) 教會中因不接受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觀點的人就落到墮落的光景，成了變節的教會，她們和天主教都會遭受神的審判好像昔日背道的猶太人遭受神的審判一樣，但是當變節的教會受到審判時，猶太人就會在艱難中回歸自己的故土。
(4) 審判的時間為期七年，就是大災難期。
(5) 審判的終結就會進入人類和萬物最有福的黃金時代，那就是千禧年，以色列人將會在千禧年恢復她的榮耀。
(6) 基督第二次可見的再來在千禧年之前，或剛在千禧年開始的時間。
(7) 基督於千禧年與被提信徒再來一同管治新的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在新的聖殿作祭司獻祭。
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認為預言是按字面應驗，亦可以雙重應驗，例如以賽亞書8章所預言的亞述王後來在歷史確曾出現，攻擊以色列人和列國，但在末後的日子，將有一位如亞述王的侵略者，攻擊教會和掌管世界；約珥書的預言在使徒行傳部分應驗，在末後的日子再次全面應驗，並且被稱為「春雨」(Latter rain)。另外聖經所記的歷史都有預表作用，並會在他們當日應驗，例如他們認為埃及預表法國，推羅預表英國，耶羅波安的十支派預表當代的歐洲、以東預表羅馬和教皇等。還有聖經所記的人物和律例也有預表作用，例如以利亞預表那些仰望得拯救和災前被提的人、教會的禮儀預表在末日出現的聖靈的浸、禧年預表以色列人回歸故土、住棚節預表千禧年等。
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提出七個時代：
(1) 亞當時代
(2) 挪亞時代
(3) 族長時代
(4) 猶太人教會時代
(5) 外邦人教會時代
(6) 千禧年教會時代
(7) 復活的教會時代
每一個時代有神獨特的啟示和人的責任，這些主張都是近代經典時代論(Classical Dispensationalism)的初型。
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以下的神學思想是受到當代的福音派所攻擊的：
(1) 千禧年前派的思想
(2) 愛德華•歐文認為基督作人時帶有罪性
(3) 聖靈恩賜及能力的追求
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對預言的解釋是主觀的，離開以基督為中心(Christocentric)，而以主再來和地上千禧年國度作為解釋聖經的中心，他們的焦點不在於創造的最終和永恆的目的，而在永恆之前，屬物質屬地短暫的千禧年時代。他們把福音的重點從十字架轉到主將來的榮耀，救恩的真理不是傳統所傳的而是要包括他們對末世論的信仰。還有他們所信的基督是不完全的，在地上是有罪性，只有在千禧年的時代才顯得完全，基督既是創造者，也是被造物。而他們不是三一神觀而是神格惟一論，例如耶和華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穌，他們稱基督的審判台為耶和華的審判台等。他們認為神蹟奇事的重現是主隨時再來的証據，而在他們當中就有方言、神醫和說預言等事件發生，當然這也是當時千禧年前派觀的重要引證，無論愛德華•歐文或是從1906年美國的亞蘇撒街興起的五旬節運動，他們都一致認為聖靈的澆灌為末日來臨的預兆。
事實上，第二個世紀後期，便有古代的靈恩派 - 孟他努派(Montanism)興起，他們熱切等待主即將第二次降臨，新耶路撒冷從天降下，耶穌回來，並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他們對千禧年的追求甚至點燃起古教父愛任紐(Irenaeus)和特土良(Tertullian)對末世論的興趣。從1906年美國的亞蘇撒街興起的五旬節運動至1994年的多倫多祝福，對神蹟恩賜的追求與千禧年的期望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愛德華•歐文既是近代五旬節運動的先驅，他所加入的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一方面認同靈恩的追求，另一方面也為近代經典時代論提供了理論的初型，後來經典時代論的發展基本上脫離不了他們的思想核心，達秘、司可福及尼亞加拉聖經會議(Niagara Bible Conferences)所傳的時代論也不能脫離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所設定的框架，這是基要派的基督徒不可忽略的一段歷史。
上文的內容主要是來自馬可·帕特森雷伯恩牧師(Rev. Mark Rayburn Patterson)的一篇博士論文 “Designing the Last Days: Edward Irving, The Albury Circle, and the Theology of The Morning Watch”， 帕特森雷伯恩牧師大量閱讀愛德華•歐文和他同道的文章，然後綜合他們的主張，發掘他們的思想來源並作出分析和評價，對愛德華•歐文的思想研究甚具參考價值。
註：
1. 詹姆斯•哈利弗裏爾(James Hatley Frere)對預言是採取歷史派(historicism)的解釋，對歐文有很深遠的影響，特別在預言解釋的基本結構和預言的時序特徵上， 詹姆斯•哈利弗裏爾(James Hatley Frere)提出主再來的時間是在1867年，而愛德華•歐文則曾提出主再來的時間是約在1846年。 (參Tim Grass. The Lord’s Watchman: a life of Edward Irving(1792-1834) Eugene, Ore. : Pickwick Publications, C 2012. P.101,102, 151)
2. Arnold Dallimore. The life of Edward Irving : Fore-runner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1983 p.161-169
後記：
愛德華·歐文追求靈恩是令他的人生以悲戲收場，當他41歲時，他感染了肺結核，但是他教會中的先知認為得着了聖靈的啟示，說神有命令要愛德華·歐文離開倫敦到北部嚴寒的格拉斯哥（Glasgow），好為神做大工。他去了格拉斯哥後令他的病情惡化，醫生診斷後認為無法醫治，但他還認為神會醫治他好彰顯靈恩的實在，結果他在42歲便離世，他死後有一班年輕的婦女穿着白色的衣裳在他的墓前等候他的復活，結果令那些婦女的盼望幻滅(註2)，但是他所屬的阿爾伯尼派(Albury Circle )的時代論思想卻仍在不少基要派信徒的心中歷久不衰。
註：
1. 詹姆斯•哈利弗裏爾(James Hatley Frere)對預言是採取歷史派(historicism)的解釋，對歐文有很深遠的影響，特別在預言解釋的基本結構和預言的時序特徵上， 詹姆斯•哈利弗裏爾(James Hatley Frere)提出主再來的時間是在1867年，而愛德華•歐文則曾提出主再來的時間是約在1846年。 (參Tim Grass. The Lord’s Watchman: a life of Edward Irving(1792-1834) Eugene, Ore. : Pickwick Publications, C 2012. P.101,102, 151)
2. Arnold Dallimore. The life of Edward Irving : Fore-runner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1983 p.161-169
